秀文笔文学网

您现在的位置: 首页 > 短文学 > 正文内容

中华读书报专访毕飞宇――“文学在中国太贱”-

来源:秀文笔文学网   时间: 2021-04-05

  读书报:请谈一下你的作品目前在国外的译介情况?
  
  毕飞宇(以下简称毕):谢谢高方。去年刚刚拜读了你翻译的《奥尼恰》,非常喜欢。你是译介方面的后起之秀,潜力无限,我是个外行,如果有什么不恰当的地方,你一定要多多包涵。
  
  就我所知道的范围来看,整体而言,中国当代在海外的影响力还很有限,比较下来,莫言和余华就显得很突出,我不如他们,这不是我谦虚,事实就是这样。到目前为止,法国,或者说法语是我的第一站,我的作品都是从法语开始的,然后慢慢地向四周散发,一些小语种因为缺少汉语人才,直接就从法语转译过去了,西班牙语和土耳其的版本都是这样。波兰和挪威这样的国家选择的是英语转译。到现在为止,我在法国出了六本书,《雨天的棉花糖》、《青衣》、《玉米》、《上海往事》、《平原》、《推拿》,是最多的,其他的语种多少不一。语种大概有二十来个。
  
  读书报:你曾说过,一个小说家最在意的还是语言的气质问题,最不能接受的是翻译作品改变了自己原本小说的结构和语言风格,改变后“那也许是很好的小说,但它不再是我的”。我想知道,你的语言的气质或者风姿,或者说风格,以你自己看,有哪些特点?你是不是很担心这些特点在另一种语言中难以呈现?你对你的作品在另一个世界的命运是不是不太在乎呢?
  
  毕:只要是翻译,就必然存在流失的问题。比较下来,以思想和故事见长的作家流失比较小,语言越是讲究,流失就越大,这个靠就可以判断。
  
  让我来谈我的语言风格有点难。一般来说,作家都偏爱自己的风格,要不然他就不会那么写。这一来谈自己就成了自夸,这有点难。我说说我的追求吧,我追求的风格是典雅和纯正,有书面语的特征,也就是说,一方面是自然的,但同时又是“被处理”的。举一个例子,《玉米》和《平原》,写的是乡村与农民,还有口语的元素,但我依旧希望《玉米》和《平原》的语言不要太“原生态”。这么说吧,我不希望《玉米》和《平原》的风格是“乡下人在说话”,而是“作家在写作”、在追求。这并不容易。这里头还有一个语言风格的统一性问题,统一的语言风格可以让作品的内部酝酿出强大的气场,饱满,充满弹性和动感。在我看来,作家所谓的“才气”就在这里。风格一旦不统一,彼此就消解了,作品的气韵一定上不去。这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有多难,只有当事人心里清楚。反正我是不相信天才的,天份要有,主要还是肯吃苦,肯花大力气。力量有了,再让自己保持在风吹草动般的灵敏之中,语言就会听话,按照你的美学感受自行其是。
  
  我并不担心我的语言风格能否在我的作品当中呈现出来,相反,我反而担心这种风格过于强势。为什么呢?因为我要面对更加复杂的题材选择——如果我的新作不适合我现有的风格呢?这就是一个问题。旗袍好不好?好,风格显著。可是,你让玛丽莲·梦露试试看,她过于饱满的臀部未必合适的。所以,我要面对的不只是风格,还有一个多样化的问题。这需要不断地学习,不断地训练,不断地提高。一个小说家什么时候开始满足了,他就死了。
  
  小说家的一生是得不到常人所说的幸福的,“艺无止境”,这句话是真理,也是一条上吊绳,你迟早要被这句话吊死。
  
  我对我的作品在其他语种的命运一点也不担心。我是一个宿命的人,在大的地方,我相信命运。你知道吗,告诉你一个隐私,很不光彩。我在中国从来不打麻将,可是,我喜欢赌场,尤其喜欢轮盘。轮盘吸引我的是什么呢?你永远不知道那个盘子在什么时候停下来。只有命运才能确定。这个比喻很糟糕,却也能说明问题——作品翻译出去了,它在哪个点上“停下来”,当事人永远也做不了主。随它去吧。所看癫痫专业的医院以我说,我只对可以掌控的事情负责,写,这个我可以掌控,翻,我永远也掌控不了。在命运面前,我就想做一个坏孩子:把事情挑起来,然后,自己再也做不了主。我不可能知道命运的咽喉在哪里,知道了我也扼不住它。


  
  读书报:2011年4月20日,你和法国东方语言学院的何碧玉(Isabelle Rabut)教授在南京大学有过一次谈话,她是最早接触并翻译你的作品的法国汉学家。你的《雨天的棉花糖》就是她翻译的。她对翻译有自己的追求,对作品的文学性特别看重,在和你的对谈中,她谈到“最难的是翻译的节奏和音乐感”。中国作家刘庆邦讲过一段比较绝对的话:“翻译有一个问题,我们中国的作品,文字它是有味道的、讲味道的,每个人写作带着他自己的气息,代表作者个人的气质,这个味道我觉得是绝对翻译不出来的,就是这个翻译家他不能代替作者来呼吸,所以他翻出来的作品就没有作者的味道。”你同意这种看法吗?以你的《青衣》为例,你觉得在另一种语言中有哪些难以传达的东西呢?换句话说吧,你觉得有哪些东西需要译者特别注意的呢?
  
  毕:节奏和音乐感是最难的,这是何碧玉在翻译实践中的切身体会。作为一个“外盲”,我很同意。我的同意并不盲目。要知道,我毕竟和语言打交道的日子也不短了。
  
  语言的最小单位是字,或者说是词,然后是词组,然后是句子,然后是句群。在字、词、词组阶段,我认为翻译是容易的,一本双解字典就可以解决。严格地说,句子也不难,我指的是独立的、脱离于篇章的句子。到了句群,翻译就不那么容易了。
  
  格式塔理论有一个重要的判断,整体“大于”局部之和。鲁迅有一个著名的句群,大意是,我的院子里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颗还是枣树。这个句群是由三个句子组成的,三个句子极其简单,近乎无聊。但是,把这三个句子叠加在一起,“整体”比“局部之和”就要大多了,多出来的东西是一种情绪,或者说,心境——寂寥,枯死,绝望;也许还多出了一样东西,语言风格——瘦,硬,寒气逼人。
  
  从格式塔理论我们不难判断,所谓的“言外之意”,所谓的“味道”,其实就是“句群”的派生物——那些多出来的东西。它属于语言,又不属于语言,在语言的外面。这些多出来的东西使语言的信息量增加了。
  
  节奏感和音乐感也是多出来的部分,对语言的信息量而言,它有催化的作用和推波助澜的作用,它可以使语言的信息量疯狂地增长,千树万树梨花开。这一来语言就具备了感染力,可以推动读者的内在,“共鸣”就是这么回事。这正是语言的魅力,也正是文学的魅力。
  
  文学翻译的难就在这里,它要求“局部之和”,它更要求“整体”。所以我一直说,文学翻译和“文件翻译”是不一样的,“文件翻译”是翻译,是一加一等于二的翻译,文学翻译是一加一大于二的翻译,骨子里是写作,一种很特殊的写作。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似乎要对我的兄长庆邦兄说抱歉了。“翻”得出来“翻”不出来,和语种无关,和译者有关。一切都取决于译者的语言修养、美学趣味和写作能力。
  
  读书报:你曾在不同的场合说过,西方在看待中国文学的过程当中有一个特点——过分强调中国作家和中国政治的关系,而过分削弱中国文学自身的文学品质和文学魅力。你对你的作品的外译过程是怎么看的?
  
  毕:我对所有出版我图书的出版社都心存感激。你也知道,即使在中国,我也不是一个畅销作家,出版社和书商在我这里是挣不到大钱的。西方出版社有一点非常好,这是中国的出版社比不上的,他们挣钱的欲望没有那么强烈,他们更孕妇癫痫病患者要怎么护理注重文学的品质。2003年,我在法国刚刚现身,法国出版社Actes Sud和 Picquier都在争取我的版权,后者是小出版社,可我和它签了。为什么,因为他们更喜欢我的作品。他们的老板承诺,哪怕亏,他们也会“一本一本地”出版我的书。他们兑现了他们的诺言。谢天谢地,我没有让他们亏。


  
  但是我对“转译”很不认同。就在2011年的秋天,挪威购买了我的版权,但是,由于挪威汉语人才太少了,为了尽快出书,他们的希望就是“转译”,要不然,就得等,排队。我拒绝了。后来我的代理人出面了,最终的结果是我妥协。人就是这样的,年纪越大,越容易妥协,因为你的朋友越来越多。事实上,因为朋友,一个人往往会妥协的。
  
  我和绝大部分出版社没有联系。我很幸运,很早就有了西方的代理人。所有的事情都是他们出面,我的工作就是写作。我的外译途径很简单,最早是通过南京大学的许钧教授和法国的陈丰博士介绍到法国的,在译介方面,他们两人是我的第一个推手,我永远感谢他们,是他们帮助我迈出了第一步。后来我有了英国的代理人,一切就走上正轨了。2009年,我更换了代理,还在伦敦,是英国的另一家公司。
  
  读书报:能否请你谈谈你和翻译家之间的交流情况?有误会吗?有冲突吗?你对他们的工作有什么建议吗?
  
  毕:十多年前,许钧教授对我说过一句话:“一个好作家遇上一个好翻译,几乎就是一场艳遇。”在我看来,关于翻译,这句话几乎就是经典语句。我在许多场合引用过许钧教授的话。当然也惹过麻烦。有一个记者悄悄问我:“毕老师,你也和女翻译有过艳遇吗?”——这让我说什么才好呢。
  
  你看看,不要说外语,就是汉语的内部,我们在“翻译”“艳遇”这个词条的时候差别是多么地巨大。有人看到了内心的契合,有人却看到了两性关系。生活可爱得很呢。
  
  一般说来,作家和翻译家通常来自于不同的国家,也就是说,不同的文明。亨廷顿写过一本书,叫《文明的冲突》,当然了,亨廷顿谈的是别的事情,此处不表。但是,文明与文明的对话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这一点是没有疑义的。
  
  翻译要处理的正是文明与文明的关系。这是翻译的责任与义务,也是翻译的价值与意义。误会不可避免。就说《青衣》,在汉语之外,几乎找不到一个和“青衣”相对应的概念。在汉语里,青衣起码包涵了这样几个隐含的密码:女性,已婚(一般说来),端庄,优雅,悲情,痛感。戴安娜王妃完全符合这几个条件,可是,戴安娜王妃是青衣么?不可能是。离开了中国和京戏,青衣是没法谈的。青衣是人物,同时也不是人物,它还包含了服装、旋律、表演程式、腔调。对汉语之外的世界来说,这是一组神秘莫测的东西,语言学望尘莫及。
  
  但是,一个外国人如果读过《青衣》,了解了筱艳秋这么一个人,她的气质,她的人际,她的性格逻辑和非逻辑,回过头来再谈青衣,一切将会变得感性。在文学面前,感性是重要的,在感性能量的鼓动下,想象就有了翅膀,起码知道往哪里飞。所以,误会和冲突就变得特别有意义,误会和冲突将诱发想象,最终能促成理解。我始终认为,只有艺术、艺术想象可以抵达文明的神秘地带,彼和此都是这样。
  
  我年轻的时候读西方小说,到了性命攸关的要紧关头,小说人物会骂人:“你会下地狱的!”如果你对基督文明没有起码的了解,你会觉得好笑,这有什么呢?人总是要死的,下就下呗。但是,一旦你了解了,你就会知道,这句话太重了,比汉语里“操你祖宗八代”还要重。所以,无论是阅读外来小说还是翻译外来小说,不要轻易怀疑那些好作家,如果你青海治疗癫痫专科哪家最好发现他们的作品当中出现了疑问,最好不要从自身的文明出发去想当然,相反,要捉摸对方的思路,这样才能更好地完成文明与文明的对话。
  
  读书报:你对西方的读者怎么看?请你谈谈这方面有趣的人和事。
  
  毕:我要感谢你使用“读者”这个词。“读者”这个词在中国已经边缘化了,人们更爱用“粉丝”。我自己就是一个读者,我也喜欢读者,我更喜欢“读者”这个词。读者是平等的,独立的,自由的,辨析的和冷静的,读者有尊严,读者的对象是图书,是作品,而“粉丝”是什么呢?借用一句网络语言:“你懂的。”


  
  由于历史的原因,西方读者所受的文学教育比中国要系统得多,所以呢,从总体上说,西方读者的文学眼光要挑剔一些,一般不会因为文学以外的原因喜欢你。那是实打实的。
  
  西方的读者有一个最有趣的事情,他们会为他们所喜爱的作家建立读书会。这是很普遍的。我在法国的尼斯就有一个读书会,他们定期活动,朗读我的作品,还给我提问题。有一次他们通过南京大学的曹卫红老师给我提了一大串的问题,我一一回答了,曹卫红老师再转译过去,然后让人在读书会上朗读,像模像样的。我看过他们发过来的图片,很喜感。他们把我的相片挂在墙上,一位法国女士站在相片的旁边,低着头,在念——如果再配上几朵菊花,简直就是一个规格不低的追悼会了。你看看,我已经活在法国读者的心中了。
  
  我想说的是,西方读者更尊重作家,他们不在乎你的名气、身材、长相,只在乎你的作品。我希望中国也能这样。一个作家最看重的还是读者对他作品的态度,而不是对作家本人的态度。这一点非常重要。
  
  对了,还有一件事也很有趣,有一次在德国,我总共走了三站,有一对母女一直跟着。最后一站是慕尼黑,那天晚上做母亲的提出来和我“一起吃晚饭”,我高高兴兴地答应了,结果是这样的:她们并没有替我买单,只是为了和我“一起吃晚饭”。后来我还得到了一份礼物,回到酒店,打开来,是一只糖果,就一只。这件事情对我这个中国人帮助很大,它让我了解了另一种交际的方式,仔细地品味一下,你能感受“非物质”的交往自有它迷人的地方。你没有负担,你没必要去想着“还人情”。古人说,无功不受禄,对吧。这是很人道的。这里头反而有一种真挚。
  
  读书报:中国文学的译介被认为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必经之路。能否请你结合你自己的经历,谈谈中国文学译介中存在什么问题?遇到了何种障碍?
  
  毕:鲁迅有一个说法,叫“拿来主义”。鲁迅的意思很明确,对外国的东西,我们要自己去“拿”,不能等着人家“送”,拿来的东西是安全的,有价值的,“送”来的东西往往会带来灾难。
  
  换位思考,其实外国也存在一个“拿来主义”的问题。我觉得我们最好不要急着去送,而是建设自己,壮大自己,让人家自己来拿。什么是“拿”?“拿”就是挑选和比较。这一来就存在一个问题:在挑选和比较面前,你是否承受得住。老实说,在“走出去”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我们有些急,有中国行政思维的弊端。文化交流其实就是恋爱,是两情相悦的事,既然是两情相悦,你就不能死乞白赖地投怀送抱,这不体面。无论是接受还是追求,你既然参与了这个游戏,你就必要遵守“非诚勿扰”这个基本原则。
  
  中国文学向海外输出的最大问题不在翻译,而在缺乏职业的文学代理人。在中国,文学代理几乎还是一个空白。这是一个纯商业的问题。为什么在中国没有文学代理呢?因为文学在中国太贱,它太不值钱,它几乎没有利润空间。一个没有利润空间的事情怎么会有商人去做呢?这么说吧,一治疗癫痫的医院该如何选择呢个中国的代理人手上有五个中国作家,按百分之十五算,这五个作家的代理费能养活代理人的一家子么?不可能。
  
  中国没有这个行业,很自然,中国就没有所谓的行规。我每年都要签一些合同,有一个词是很扎眼的——“依照国际惯例”。这个词的潜台词是什么呢?是你中国没有“惯例”,即使有,那也是“不启动”的。所以我要说,对不起,我要发明一个词——在“国际文学贸易”中,中国作家是很吃亏的。中国文学价格太低,不只是伤害作家的利益,也伤害翻译的利益。我在中国有许多汉学家朋友,他们一直在抱怨:翻译中国的文学作品“不合算”,价格太低了,再换算成欧元或英镑,你说说,他回国之后能干什么?


  
  中国的经济在高速发展,“文学经济”却几乎原地不动,这是极不正常的。所有的物质都在大幅度地涨价,唯独“非物质”的文学羞答答的。作为一个从业人员,我不会说“文学死了”,但是,即使从经济这个角度去考量,中国文学也是一脸的“贱相”,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基本事实。
  
  读书报:在世界文学里,中国文学是不是有独特的魅力呢?
  
  毕:中国文学的魅力毋庸置疑。但是,如何看待世界文学里的中国文学,我还是很谨慎的。去年得了亚洲文学奖之后,许多西方记者问我:你觉得你走向世界了吗?我的回答是否定的,没有。你也知道的,我不是一个喜爱做谦虚姿态的人,但是,我认为我也没有丧失最基本的冷静。写作的人最终都要面对世界、面对事实的。
  
  中国的不少作家写出了不少好作品,可是,从整体上说,放到世界文学的范畴里,我们面对现实的精神力量还是不够。这个是可以比较出来的,勒克莱齐奥、奥兹、菲利普罗斯、奈保尔、波拉尼奥,这些作家和我们同代,他们的文本就在我们的眼前,我们可以做具体的文本分析。我承认我看到差距,波拉尼奥的《2666》我写不出。这里头有多方的因素,有些因素是小说的,学养的,我们通过努力可以解决,有些问题是非小说的,在短时期内我们难以逾越。这么说我真的很抱歉。反正我自己是感到差距的。
  
  还有一点我也不得不说,十年前,我觉得我们的下一代可以比我们做得更好,但是很遗憾,我没有看到这个动人的景象。我们都要努力。
  
  读书报:非常感谢你。今天你谈的许多方面,无论对做翻译的,还是对做翻译研究的,都很有启迪意义。其中涉及的不少问题,关乎文学译介和中外文化交流的心态、策略和方法,值得进一步思考。最后想请你对中国的翻译工作者说几句话。
  
  毕:我愿意在此向所有的文学翻译者致敬。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这一代中国人在青春阶段几乎没有好好涉及自己的传统文化,在文学上,我们许多人的第一口奶都来自于翻译文学。没有翻译文学,就没有我们这一代作家。我对翻译文学和翻译工作者充满了感恩的心。
  
  但是,话也要分两头说。中国进入网络化时代已经有十来年了,网络时代是一个机灵的时代,骨子里也是一个反智的时代。——还是谈翻译吧,这些年我对翻译小说的兴趣越来越弱了。你看看那些翻译成汉语的语言,好作品有,坏作品更多,这是很令人痛心的。我可以很武断地说,现在很多翻译家外语越来越好,中文越来越差。我不懂外语,可是,有时候我能从小说自身的逻辑判断出哪里翻错了,你说,这是多么严重的问题。我也不想得罪人,例子我就不举了。我是可以举出例子来的。我还是那句话,翻译是一种特殊的“写作”,一个翻译家如果丧失了母语的写作能力,外语再好也没用。得罪了,请多包涵。

推荐阅读
本类最新

© wx.zhcpq.com  秀文笔文学网    版权所有  京ICP备12007688号-2